《蛙》
《蛙》为中国当代作家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于2009年12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主要讲述的是乡村医生“姑姑”从事妇女生育工作的一生。
内容简介
小说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反映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
图书目录
名称
体裁
第一部
书信+长篇叙事
第二部
书信+长篇叙事
第三部
书信+长篇叙事
第四部
书信+长篇叙事
第五部
书信+九幕话剧
代后记
听取蛙声一片
作者简介
莫言生于1955年2月17日,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中国当代作家。
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潍坊学院名誉院长。莫言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11年莫言荣获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生死疲劳》和《蛙》这两部作品所具有的罕见的宗教情怀,使它们超越了中国作家同行,而进入了世界文学的行列。莫言的业绩,也使莫言当之无愧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在2013年2月1日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通过为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人物介绍
主要人物
姑姑(万心)
姑姑的父亲是一名老军医,姑姑从小性格十分刚烈,即使不幸受到日本人的控制,她也从未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软弱和惧怕。专区卫校毕业后则继承父业,在当地做起了一名乡村妇产医生,她学习过专业知识,坚信科学接生的她,十分反对传统接生婆的做法,并表现出不屑和蔑视,甚至与自己十分厌恶的接生婆打架。她在当地推行运用科学的方法接生,逐渐取代了传统接生在乡村妇女们心中的地位。伴随一个又一个婴儿的成功出生,她被当地的村民们亲切地称为“送子娘娘”。这也为后来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姑姑个人形象的转变做了铺垫。姑姑待人十分谦和善良,为了救人,她可以冒着大雨走山路去接生,即便是家中的母牛难产,她也要竭尽全力地救治。年轻时期的姑姑如此优秀,不仅是老军医的后代,同时也是一名党员,这让许多追求者望而却步,直到姑姑遇到了飞行员王小倜,才让她的心中对爱情和家庭有了希望,但是后来王小倜开飞机叛逃,姑姑美好的幻想和爱情一起破灭,这是姑姑性格开始产生变化的起点。即便后来姑姑仍然遇到了很多条件良好的追求者,但这一次情窦初开的相遇仍然是她难以释怀的心病。
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后,姑姑始终对国家政策十分遵从,姑姑成了公社卫生院妇产科主任,同时兼任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的副组长,负责领导和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她的使命和责任从原本的迎接新生命转变为严格执行计划生育,长期为计划生育事业而奋斗。但是由于传统观念与计划生育政策完全相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偷生、抢生、超生的问题普遍存在,姑姑坚决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从此她的生活中不仅有新生儿的哭声,还有乡村妇女的谩骂声。她为了坚定地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和张拳一家闹到撕破脸,最后张拳的老婆在河中溺毙,落得一尸两命。不仅仅是对待外人,即使是自己侄媳妇,也没有手下留情,王仁美最初无法接受流产,最后只能接受安排,但不幸的是大出血死在了手术床上。这一时期的姑姑对计划生育的执行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状态,在她知道王胆怀孕后,则开始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王胆进行追捕,最后王胆在路上早产。姑姑不再是原本善良、感恩的人,尽管仍然性子刚烈、泼辣,但逐渐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成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傀儡。
姑姑是一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认为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是国家的头等要事,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她不顾个人安危,更不惧怕做恶人,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来控制超生问题。在中国传统的生育观念中,十分崇尚人丁兴旺、多子多福,特别是在这一时代实施计划生育,无疑会让姑姑落入万丈深渊。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姑姑为了落实计划生育政策,为2000多名孕妇实施堕胎手术,甚至发生了三起命案。姑姑曾说自己是一手芬芳,一手腥臭,芬芳来源于她曾经为几千名产妇接生,挽救了难产妇女母子的性命,腥臭则是她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亲手结束了2000多名胎儿的性命。晚年的姑姑始终认为自己罪不可恕,对自己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做法感到十分后悔,内心充满罪恶感,最后导致她时常神智失常。为了能够弥补和忏悔自己心中的罪恶感,姑姑嫁给了泥塑大师,并且和丈夫一起通过捏泥娃娃的方式来赎罪,但这种方法无疑是苍白的,并没有让她罪恶的内心得到一丝好转。
蝌蚪(万足)
蝌蚪就是小说叙述人“我”,为小说第二重要人物,剧作家,蝌蚪是他的笔名。原名万足,隐喻终其一生极力满足个人欲望。乳名小跑,是姑姑接生的第二个婴儿。中学期间曾训练跑步想成为运动员,大学毕业之后参军立功被提拔成正排职军官。当兵时忠于国家,忠于党。第一任妻子因人流手术死在手术台上。退伍回家从事文学创作,迟迟没有作品交出。之后在姑姑的介绍下与姑姑的助理,自己同学王肝爱慕多年的对象——小狮子结婚。或许因为小狮子与姑姑在一起扼杀了太多的婴儿,二人一直没有孩子,等到二人回乡已年近花甲时,竟然有了孩子。当然这是科技发达的妙处。小狮子由于太过于想要孩子,由于使用代孕的方式,让万足的同学陈鼻的女儿陈眉——这个当年从姑姑的魔手下逃离出来的孩子,但后来经历一场大火被烧得面目全非的人代孕。在万足知道这一消息后先感到耻辱,后来在儿时好友李手的劝说下,释然接受并为之欣喜,年近花甲,竟老来得子。
从“我”的人生观的变化,能反映出不同时代的人生价值观。“我”的笔名“蝌蚪”,也就是青蛙发生变态反应之前的那个状态。“我”虽然没有参与那些变态的工作,但“我”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面对那样一个“残酷无情”的社会环境时,却没有拿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做的去劝止与抗争,而是默默地忍受,甚至消极地接受了那个没有天理“制度”,并且间接地成为了那些变态的人们的“帮凶”。这也更体现出了在一个强权社会里,知识分子的懦弱与卑微。“姑姑”强迫“我”的妻子王仁美引产,“我”为了自己的“前途”,不但没有反抗,而且还多方劝说妻子配合“姑姑”,最后造成自己的妻子死亡。妻子死亡后,“我”不但对那些人格变态的人没有产生仇恨的情绪,而且还在“姑姑”的劝说下,与崇拜“姑姑”的计生人员小狮子结婚,虽然受到了很多人的白眼,但“我”还是无视“世俗的眼光”,把自己的人格隐藏了起来,去顺应那个时代的潮流。
在小说中,“蝌蚪”即是叙述者“我”,自然对于自己,并不会着墨太多,但是读者可以从他与自己身边人的相处中发现,他是一个有着传统思想、极度自我、虚伪懦弱的知识者。首先,他身上有着传统男性所带有的劣根性,潜意识里仍旧带有很深的“重男轻女”的思想,从他的两任妻子身上,读者可以看到他有着男尊女卑的印记,时刻保持自己的男性主体的尊严地位;其次,他又是一个极度自我、追名逐利之人,不管是娶妻还是生子,他担心的始终是自己;最后,在他追名逐利之下的内心,是其虚伪懦弱的本性。不管是二婚娶小狮子,还是两次怀孕生子,他都是“被迫”接受事实,用“顺水推舟”来麻痹自己的内心,被姑姑、王仁美小狮子等周围人牵着鼻子走,失去了自己的主见,蝌蚪两次婚姻带来的家庭与个人的悲剧,很大程度上是蝌蚪自身懦弱本性造成的。
王仁美
王仁美是蝌蚪的第一任妻子,蝌蚪是军官,王仁美按照规定必须8年之后才能生第二胎,但因为王仁美第一胎生的是女儿,她自己不满意,想要一个儿子,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让袁腮帮她用铁钩取出了节育环而再次怀孕,在被发现后东躲西藏,最后丢了自己的生命。王仁美作为一个女人,没有认识到什么才是自己的价值,要怎样才能真正获得和男人平等的社会地位,不但没有努力地去反抗男权社会强加于自身的不平等,相反还主动让自己沦为生殖工具。
小狮子
小狮子是蝌蚪的第二任妻子,曾经是姑姑的助手,一方面是杀人的帮凶,一方面也是受害者。她没有孩子,做梦都想有个孩子,看着中美合资医院的婴儿广告发呆,看着别人的孩子就想抱。这样一个五十几岁的失去了生育能力的女人,却向外界发布神话,说自己怀孕了。她偷了蝌蚪的精子,去向陈眉借腹,后来真的给蝌蚪生了个儿子。可当陈眉从她的怀里抢去孩子的时候,她又利用中美合资医院的保安,将孩子抢了回来,并逼疯了她。
黄秋雅
黄秋雅是一个尖酸刻薄,皮肤像青蛙肚皮一样白的中年女人。名牌医学院毕业,千金小姐,右派,,医术高明,与姑姑。她捕风捉影的说说姑姑是特务,被姑姑打得嘴巴出血,满地找眼镜。她虽出身成分不好,是个右派,但是是名牌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后被贬到公社卫生院做妇产科医生。她医术精湛,且有近乎完美的职业素质,但在作者的笔下却是一副可怜可鄙的样子。她与姑姑曾有过节,但后来还是与姑姑和好了。
陈眉
陈眉是陈鼻和王胆的女儿。陈鼻在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是当地有名的万元户,日子过得相当好。妻子王胆贤淑善良,生了个女儿陈耳,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可是,就在他们计划生二胎的时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为了偷生二胎,王胆死了。可生下的孩子依然还是女孩,名叫陈眉。陈眉应该算是一个幸运儿,她没有像其他未出生的孩子一样被杀死在子宫里,而是侥幸出了“命门”,成为社会一员。可是,其生日也就是母亲的祭日。王胆为她而死。可这种幸运却又隐藏着大不幸,她被重男轻女的父亲抛弃,被姐姐抚养长大,与姐姐相依为命。姐妹俩容貌清丽,且志向不凡,若是名门闺秀,一定会是佳丽名媛。可是,她们因为母亲的死,父亲的沉沦而成为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一员。陈耳与陈眉一起去广东打工,又因为一场火灾,姐姐被烧死,自己毁了容。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突然变成了富人的天堂,有钱人趁此开始以各种方式生育孩子。袁腮就是在此形势之下,以牛蛙养殖公司为幌子,实际上办了一家代孕公司。陈眉为了给父亲筹集看病的医药费,只好出卖自己的子宫,为“我”和小狮子代孕,资金为十万元。然而她既没有拿到应得的酬劳,孩子一出生也就被别人强行抱走了。她原本是打算生完孩子,拿到钱救了父亲,自己一死了之,但孩子的出生却激发出她无限的母性。用小说中陈眉自己的话说:“自从我怀孕之后,自从我感觉到那个小生命在我肚子里跳动之后我就不想死了。我感到自己是一个丑陋的茧,有一个美丽的生命在里边孕育,等他破茧而出,我就成了空壳。”他向医院要孩子,医院说孩子死了;她向政府部门要孩子,政府部门却因没有证据而帮不了她。最后她疯了。
肖下唇
肖下唇曾在农业中学代课教语文,后来因为参加高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并被留在了国务院的某个要害机构。后来政策好了,他也下了海,利用自己的人脉以及做官时贪腐的钱财,办了这家中美合资家宝妇婴医院,专门给有钱人生二胎进行暗箱操作。他给医院的大门口,竖起高大的广告牌,上面是一百个婴儿各种表情的照片,以此来吸引那些想要孩子而没孩子,要生儿子却没儿子的人。一方面他与牛蛙养殖公司沆瀣一气,私下里干着非法接生的勾当,一方面又与牛蛙养殖公司的前台小姐暗通款曲,表面正人君子,私下里男盗女娼。
作品鉴赏
主题思想
剖析计划生育
①选题角度
《蛙》选取的角度是残酷的计划生育制度,描写的主要内容是民间与政府的生育与反生育的斗争,这也一度成为当时主要的社会问题。当人口的恐惧渐渐消逝,站在新的历史纪元,回过头来再看这场轰轰烈烈的生殖斗争运动,人们看到的也许不全是历史功绩,还有那些被合法化的暴力。
莫言说:“作家要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这句话,莫言在不同的场合接受不同的访谈时都一再提到,因此可以看成他写作的根本动因,也即莫言小说想要描述和揭示的,是其“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粗浅的理解,就是写作对象在某个层面上真正进入莫言的精神世界,并且深深地使他感到挥之不去的痛苦,不写出来无以疏解这种精神之痛。具体到《蛙》这篇小说,是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社会底层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经深深地震撼到莫言。这些问题,不仅是他人的痛苦,也与莫言自己的家族息息相关。这种感觉进行写作的根本目的并不是抨击某项政策,而是通过写作的过程,剖析人性并实现自我救赎。
②政治色彩
《蛙》不但延续了莫言一贯以来的精神姿态,而且更进一步,选取了一直在现实中存在并刚刚成为历史的计划生育题材,这一题材本身就带有政治性色彩,而且无疑是个相当政治敏锐性的话题。莫言曾回答过如何处理这些带有“敏感色彩”的话题,他说:“事件尽管敏感,但是我没有把再现事件作为我的目的,因为这个事件矛盾越尖锐,对抗越激烈,越是复杂、越是敏感,人性表现得越是充分。在这样的事件、环境里,就是对这个人物一种灵魂的考验,或者我设置了一个人类灵魂的实验室,用这种特殊的事件、特殊的环境设置了这么一个实验室,把我的人物放进去考验他,然后看看他的内心,看看他的灵魂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段话再次回应了莫言曾说作家应该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的观点,也即,《蛙》的写作目的并非探讨、评价计划生育这一政策的是非对错以及施行这一过程中的残酷,而是要把由这项政策而引发的所有事件和过程,作为一个精神事件和背景,来表现其对中国社会和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
艺术特色
魔幻现实主义
《蛙》总共有五个部分。每一部分的开头,莫言都预设了一个固定的理想的倾听者(杉谷义人),并以书信体的形式展开故事情节的叙述。文本的前四个部分,莫言用一种片段的结构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和21世纪初期三个不同阶段的故事,并以我“姑姑”的生活经历为线索将其串接起来。莫言刻意地打破计划生育发展史的连续性,从而呈现出一种结构上的跳跃。最后一部分则是文本的叙述者在给杉谷义人的信中屡次提及的那个话剧剧本,《蛙》的叙述视角也由个人独白转化为多人讲述,众多的人物形象具有了自己的话语,形成了一种众声喧哗式的复调,这是莫言在叙述角度上的开拓。文中还这样写道:“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件,与我剧本中的故事纠结在一起,使我写作时,有时候分不清自己是在如实记录还是在虚构创新。”“这个剧本,应该是我姑姑故事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剧本中的故事有的尽管没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过,但在我的内心里发生了。因此,我认为它是真实的。”显而易见,莫言试图借助这个九幕话剧来消解虚构与真实之间的界限。特殊时期的计划生育政策、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娓娓道来的叙述情节,从文中的前四个部分读者可以明显地察觉出故事发生的真实性。同样又是因为文本采用了一种片段化的叙述,在客观上造成了故事情节的间断性。读者在这种双重的阅读感觉下,自觉地产生了对莫言在叙述中所形成的空白的求知欲。莫言用一种微妙模糊的叙述语气来迎合读者的求知欲,使读者在这个真真假假、如真似梦的文学世界里越陷越深。这种反传统的叙事策略把真实与想象,现实与虚构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使整部作品笼上一层魔幻色彩。
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与他独特而敏锐的感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本中存在着大量的带有感觉意识的描写。“它们坚硬的嘴巴在啄着她的肌肤,它们似乎长着尖利指甲的爪子在抓着她的肌肤,它们蹦到了她的背上……它们那冰凉粘腻的皮肤与自己肌肤接触时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恶心。”“千万只青蛙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叫着,跳着,碰撞着,拥挤着,像一股浊流快速地往前涌动。”“姑姑”一想起王仁美、王胆、贺秀莲等超生女性,就会想起自己被青蛙撕咬,追逐的那惊心动魄的一幕。而我被那个偷钱的黑胖男孩疯狂地“追杀”时,求生的本能又恢复了“我”快速奔跑的能力,“我感到腿轻得如草一样,一脚下去,地面上似乎有巨大的弹性,使下一步获得更大的动力,我是一头鹿,一只黄羊,一个登上了月球表面因而身轻如燕的超人。我感到我是一匹马……”类似上述的感觉性描写,在文本中大量存在,这类感觉性的描写代替了莫言先前的狂放而不加节制的语言叙述,提升了莫言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语言的审美艺术价值。
隐喻艺术
在《蛙》中,虽然也有不少魔幻的成分,但莫言却一改前风,将现实主义的呈现风格摆布得绵密平实,隐喻的元素呈现了出来。“蛙”“娲”同音,本身就是一重隐喻。原始时代,人类搞不清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于是从蛙卵中想象出自己的身世。“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正是基于这样的想象而来的。蛙的卵在水中,一嘟噜一串串,繁殖旺盛。而那个生产力极度低下的社会,人的生命存活和成长,都极其困难。于是,人类便把蛙当成是自己最早的图腾崇拜对象。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它动物不断地走进图腾的崇拜圈中,如鼠、虎、蛇、鱼等,而蛙却逐渐淡出了人类的图腾之列。但我们仍然能从一些遗留下来的原始神话中,看到它的身影。同时,在一些剪纸、面塑、刺绣等民间艺术中,也有大量的蛙形图案。而有关月亮传说的蟾蜍,以及马王堆出土的T形帛画所呈现的蛙的造型,都足以说明,它在人类发展史上的举足轻重。“蛙”是生命、繁殖的隐喻,是人类长河中不断延续香火的象征。
象征手法
在《蛙》中,最主要的象征是“蛙”和“人名”。按照小说中的解释,“蛙”与“娃”“娲”同音,人类的始祖是一只大母蛙,女娲造人是多子的象征,“蛙”是高密东北乡的图腾。青蛙的“蛙”,娃娃的“娃”,孩子哇哇大哭的“哇”,女娲的“娲”,四种理解在文本中来回流转。所以总地来讲,《蛙》的命名就体现为“娃”生命,这就与小说中的计划生育、人口运动联系起来了,进而表现出莫言的生命意识和人文关怀。再者是“人名”的象征,“我们那个地方,曾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譬如陈鼻、赵眼、吴大肠、孙肩……”这些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的名字都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在众多的“人名”中,又尤以文本的独白者“蝌蚪”最为特殊。“蝌蚪”是青蛙的最初形态,也类与人类繁衍后代的原始状态相似,“蝌蚪”和人的生育、生长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联系。“青蛙”是高密东北乡的图腾,经常出现在年画和各类雕塑艺术品中,在人们的潜意识里,“青蛙”就是多子多福的的象征。与此同时,无论是接生“娃”,还是向“娃”赎罪忏悔,“姑姑”这一人物形象也始终与“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蛙”也好,“人名”也罢,所有的这些象征都指向一个源头:“母亲”。无论是“青蛙”还是“蝌蚪”,亦或是人们的各项器官,这些都是母亲赐予的。“母亲”是莫言文学创作的三大主题(大地、母亲、人性)之一,莫言运用象征暗示性的写作手法再一次凸显了其文学创作的生命意识.。
荒诞手法
《蛙》中荒诞手法的使用,体现在矛盾的情节设置和荒诞的故事事件之中。在前文的情节暗示中,“姑姑”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坚定执行者,在“计生”运动中毁掉了两千多名孩子的生命,所以她有一种沉重的负罪感,由“娃”联想到“蛙”,故见“蛙”就恐惧。而在小说的“剧本”部分,“姑姑”解释自己的害怕青蛙,是由当年女人为响应《人民日报》的“蝌蚪避孕法”,大量吃青蛙造成的。而当时“姑姑”是坚决反对这种做法的,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蒙骗着吃了青蛙肉做的丸子,从此,“姑姑”才产生了对青蛙的恐惧。所以,“姑姑”可以看作是保护青蛙的英雄。一方面“姑姑”自认为有罪,另一方面又否认罪过的存在,这就是一组明显的矛盾。莫言意借此,暗示“姑姑”那矛盾而复杂的内心。另外,在“姑姑”的身上还有许多离奇荒诞事情的发生。“姑姑那天回来,感到肚子里上下翻腾,似乎还有嘎嘎咕咕的声音,那个难受,那个恶心,到了河边,姑姑一低头,呕出一些绿色的小东西,那些东西一落到水里就变成了青蛙……”这种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离奇地出现在作者的文本叙述中,荒诞得让读者目瞪口呆。总而言之,荒诞手法的借用在揭示“姑姑”复杂而矛盾的内心的同时,也加重了作品的魔幻气息。
书信体叙事手法
《蛙》分为五个部分,除了最后一个部分,莫言向萨特致敬,采用话剧的文体书写,其余四个部分都采用书信体,剧作家蝌蚪向日本友人衫谷义人讲述自己姑姑的故事。书信体的形式使小说具有了私密性,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客观,同时又使小说具有很大的自由性,这种自由性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作者干预叙述的空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政治敏感。
小说中,作为讲故事人和写信人的“我”始终是以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出现的。“蝌蚪”这一知识分子的形象使得文中的“我”同时拥有两个能力:客观看待历史的能力和从人性角度反思历史的能力。“我”从人性角度反思,对自己的痛苦有了交代,“我”作为侄子、丈夫、亲历者,最能感受姑姑和小狮子的痛苦,也最理解她们内心深处的忏悔;又因为“知识分子”能够理性、客观地看待历史事件,因此,“我”也能够超然地、跳出故事,以旁观者的角度审视姑姑和小狮子的忏悔。因此在姑姑的忏悔之路上,拥有知识分子和亲历者双重身份的“我”总是会评论历史本身。但同时,正是因为作家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暴露具体政策的得失,所以小说赋予“我”巨大的矛盾性,“我”既肯定了姑姑、小狮子、“我”身上忏悔的人性,同时“我”作为姑姑和小狮子的亲人,又巧妙地将这种忏悔停留在个人的范畴,完美地揭示计划生育政策背后的底层故事,而不是指向否定制度的层面。
同时,书信体的形式也像是一种自白,是作者自己心与心的沟通,作者写信的过程,相当于自我反思,自我救赎的过程。从小说中蝌蚪给衫谷义人的书信的五个部分,可以看出作者情绪的一步步变化,一步步敞开心扉,心与心之间的距离也随之拉近。第一封信的开头是“尊敬的杉谷义人先生”,第二封信是“敬爱的杉谷义人先生”,第三封“亲爱的杉谷义人先生”,第四封则是“亲爱的杉谷先生”,最后一封干脆变成了“亲爱的先生”,称呼的变化、形容词的变化,意味着感情一步步递进、加深,是“我”与“衫谷义人现实”的距离越来越近的过程。
结构艺术
《蛙》是一个利用多重文本进行反复叙事的复合结构。除了书信体小说中讲述了姑姑的故事,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五封信,也像《酒国》中莫言与李一斗的通信一样,具有中断叙事进程,显示杜撰特性,混淆写实与虚构界限的作用。同时,这五封信也成为叙事的一个组成部分,参与和丰富了小说的叙事过程,既成为小说时空转换的驿站,又是一反复叙事。但这种反复叙事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在视角的转换中,展现出事件的丰富性。在信中,蝌蚪对姑姑的故事进行了评点和再叙述,就是由于文体的转换所带来的视角变换,使蝌蚪能够跳出事件的进程,以现在的视点来反顾、阐释姑姑过去的故事,从而显得更加客观公正。但真正起到对小说叙事进行重复叙述作用的则是第五部中的九幕话剧《蛙》的剧本。在第四部的书信体小说叙述中,写到了蝌蚪与小狮子婚后多年小狮子无法怀孕,到娘娘庙求子,并去袁腮的牛蛙养殖场参观,后来得知袁腮还暗中经营代孕公司。小狮子求子心切,进入牛蛙养殖场上班,暗中却想尽办法找陈眉代孕。蝌蚪后来得知此事,心急火燎地要想办法终止妊娠,但此时陈眉已怀孕六个月,而小狮子则坚决不让。小狮子假装怀孕,后在牛蛙养殖中心的“隐秘产房”分娩,产下一男婴(实际上是陈眉代孕所产)。陈眉走向代孕之路,也有不得已的苦衷。这个当年的早产儿,长大以后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姑娘,她与姐姐陈耳去广东东丽毛绒玩具厂打工,在一场震惊全国的火灾中姐姐丧生,陈眉彻底毁容。回到家乡后,父亲陈鼻又遭遇车祸,欠下巨额债务。为偿还欠债,陈眉才答应为人无性代孕。在叙述上述事情的同时,还讲到了姑姑退休那天酒醉后的一段经历。姑姑酒醉后无意间走进一片洼地,听到遍地蛙鸣,犹如成千上万的婴儿啼哭,在姑姑听来这如哭的蛙声里,仿佛是无数受了伤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姑姑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拔腿就跑。但千万只青蛙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将姑姑团团围住,并跳到她的身上抓挠和咬啄,将她身上撕得不着寸缕。姑姑惊恐不已,幸遇泥塑艺术家郝大手而得救。一直未嫁的姑姑遂与郝大手结为夫妻,在反思中,也为自己在计划生育中扼杀的胎儿充满了悔恨。
小说的最后一部分跳出蝌蚪的叙述,向人们呈现了一部九幕话剧,其内容是对前面故事情节的有力补充,通过几个场景来对基层变了味的计生工作进行控诉与批判,将作品推向巅峰,使人们久久停留在高峰的阅读体验中。信件、小说及戏剧融于一体,大大丰富了小说的表达空间。
作品评价
《蛙》是莫言酝酿十多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创作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与莫言的其他重要长篇作品,如《酒国》、《檀香刑》、《生死疲劳》等相比,《蛙》延续了这些作品对小说结构、叙述语言、审美诉求、人物形象塑造、史诗般反映社会变迁等方面的执着探索,在整体上达到了极高艺术水准,也是近几年中国原创长篇小说中最重要的力作之一。
莫言的长篇小说《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的中心词是“计划生育”,但这只是浅层表象,在这一中心词背后,隐藏着的是莫言对生命(生殖、繁衍)的由衷敬畏和顶礼膜拜。
《蛙》是一部写实主义作品,它真实地反映了计划生育国策当年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艰难推行过程。万心矛盾地拥有着两种身份:一种是乡村医生,一生接生婴儿近万名,人称“送子娘娘”;另一种是坚决执行计划生育国策的计生干部,人又称之“杀人妖魔”。对于万心来说,却必须做到统一,她的一生因而活在无法逃脱的极度矛盾和痛苦之中。读《蛙》,读者会时时感到残酷:一是小说情节和人物命运的残酷,另一是莫言客观冷静地书写他人灵魂深处极致痛苦的残酷。
高密东北乡不仅仅是故事发生地,而且是一个泛指意义上的区域。在计生国策推行之初,中国有无数个东北乡,万心这样的计生干部也有许多个。莫言的书写因而有着广泛的代表意义和现实意义。
《蛙》里的一切无不指向“生命”二字,主要人物的名字、故事情节,甚至刊物的名称都在为生命鸣唱。这一切寓言式以及象征式的经营手法,把小说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也即关照生命、歌赞生命、敬畏生命。
世人对莫言的作品且褒且贬,褒的多是其巧妙的构思,贬的是其语言不加节制。《蛙》则一反常态,语言干干净净,很少旁枝逸出。《蛙》的写作匠心独运,5个章节分别由4封长信和一部9幕话剧组成。写信式的讲述不仅方便了莫言的写作,也接近了时空的距离以及作者与读者的距离。话剧则是对信件部分另一种角度的重新叙述和有效补充,它把莫言对生命的敬畏与膜拜情结向更纵深处推进,整部小说也因之更加富有意味和张力。
2013年《蛙》在德国出版,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书评说莫言的这本书“不仅改变了他的自我画像,也改变了人民对中国社会内部情况的认识。”
德国《南德意志报》书评说《蛙》让读者震动,鉴于该作品所透出的强烈批判精神,西方读者会不理解作家何以被认为是位“体制内作家”。
创作背景
《蛙》选择题材是乡村医生与计划生育,不是莫言特意要写这个敏感的题材,莫言是被姑姑接生到人间,所以莫言写小说,总想有一天要把姑姑写到小说里,而推行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必须涉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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